翁飞
诗歌是世界上最古老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之一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,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中国古诗词在体裁上,经历了诗经-楚辞-汉赋-魏晋南北朝民歌-汉魏六朝文人诗-唐代的古风-新乐府-格律诗-宋词-元曲-现代诗的延续和演变、传承与创新,涌现出了数不胜数的名家名作。这些精美雅致的诗歌形态,以及蕴藏其中的丰富细腻而新颖别致的意境,是智慧和心灵感悟的结晶,是中国形式美学的高峰。诗词,使得中国文学的天空星光璀璨,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无可替代的瑰宝,具有十分尊崇的地位。
古地名,同样是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著名历史地理学者、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指出:“地名不仅是一个名称所代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,还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内容。我们现在讲地名的时候,往往忽略了它们的时间意义和概念,因为从空间范围讲一个地名,无论点还是面,是通过地理坐标,用具体界限划定的。但是任何一个空间范围其实都与一定的时间范围相联系,这个时间范围有的长有的短,在这个时间范围里面又与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联系,所以地名除它们的本意之外,还有其历史的、文化的、社会的、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义。”(葛剑雄:《地名、历史和文化》,原载《光明日报》年9月24日)
构成地名的要素有很多:(1)自然景观(2)生态物产(3)居民姓氏(4)重要史迹和人物传说(5)民间神祗和原始信仰(6)移民文化带来的原始地名侨置,等等。它具有一定的方位感和范围感;同时又可以随着时代的演变而调整、演化、改变,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。总而言之,古代文化生活中存在各种地理现象,古代文化本身的形成也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。因此,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大量的名诗名篇、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地理知识。我们常说:诗言志、诗抒情、诗咏物、诗写景。其中“咏物”“写景”两类、尤其是写景诗词,描述了不计其数的历史地名和山水景观。在历代诗人的笔下,这些古地名被渲染烘托的栩栩如生,成为一方胜景;并由此生生不息,历代传诵,成为不可多得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。古诗词和古地名,有着天然的、水乳交融的联系,二者的结合,相得益彰。
本书的作者,合肥工业大学青年教师王建博士,正是看到了这两者结合所蕴蓄的宝贵文化资源,独辟蹊径,孜孜不倦,深入发掘梳理,编撰出这本《古诗词中的合肥》,为安徽省会合肥市,增添了一部地域诗词文化的佳作,填补了地名文化的空白。
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——合肥,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,也是一座在新中国成立后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现代化新城。根据合肥市资深规划专家夏有才先生的考证:“合肥是从庐子国开始发展为城邑的,最初时间应是公元前年,迄今已有年的历史了(夏有才著:《合肥城市规划七十年·引言》)。”从先秦时期巢伯国与庐子国的析分,到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,合肥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最早建县的城市。对其名称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史学大师司马迁的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:“合肥受南北潮,皮革、鲍、木输会也。”稍后的另一位大史学家班固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里也重复了这一记载,并加重语气说:“合肥受南北湖皮革、鲍、木之输,亦一都会也。”历史地理学名著郦道元《水经注》的记述:“夏水暴涨,“施(今南淝河)合于肥(今东淝河),故曰合肥。”则直接点明了合肥得名的来历。二十四史中的前三部: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,对合肥都有明确记载,由于它在货殖(经济、贸易)、交通、军事、水利上的重要地理位置,融汇南北、沟通东西,很早以前就是江淮地区的一座重镇。尤其是《三国志》,记载了曹魏和东吴在合肥的争夺战多达二百多次。
秦始皇统一全国,首立郡县制,“置九江郡,其初郡治于襄安(地址今巢湖市无为县境),‘统合肥、居巢、襄安三县’([清]光绪《续修庐州府志》卷四《沿革志·沿革表》),“庐以列城为合肥县”([明]杨吉循《庐阳客记》)。”直至清代,历史上的合肥城址曾四次变迁,人们常以“三国故地、包拯家乡、淮军摇篮、科教名城”来作为合肥城市的历史文化名片。年,当时的合肥市政府,曾经为老城区的21处历史地名遗迹立碑,这些地名碑的造型设计为一本打开的书,它们承载着一方地名文化的印记,是向过往世人展示城市历史文脉的窗口。当然,这在今天来看远远不够。
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,年8月巢湖、庐江划入合肥,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,就完整地成为合肥怀抱里的“内湖”了。现在,作为“大湖名城、创新高地”的长三角副中心城市,合肥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奋力崛起。大湖名城,既是科教名城,也是历史文化名城。因为合肥市域所辖的环巢湖流域,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;它所形成的环巢湖文化圈,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样一个文化圈的客观存在,为省会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,乃至“大湖名城”的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。
那么,这个环巢湖文化圈是怎样形成的,有着什么样的概貌和特点呢?从上古文明考古发掘及至夏商周历史传承来看,古庐州区域与古巢州区域原为一体,周武王灭商封国,析巢伯国一部为庐子国,自此庐、巢分离,但在文献记载中两国重合之处甚多。庐、巢的分分合合,直至清代,环巢湖区域约相当于安徽行省治下的庐州府(府治合肥,领合肥、庐江、巢县、舒城四县和无为州),大体上即是今天大合肥的张本。在这片区域内,有一个标志性的原始文化遗址——凌家滩,代表着环巢湖流域的文明起源;有一个共同的方言所形成的剧种——庐剧,受众为环巢湖流域的一千六百余万居民;就民俗而言,整个环巢湖流域的节令习俗基本一致。
从人才分布来看,这里是兵家必争的古战场,楚汉相争的著名军事谋略家范增、九江王英布、三国名将周瑜,元末被封为“两公两侯”的巢湖水师大将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和廖永安廖永忠兄弟,直到近代的淮军名将刘铭传、张树声张树珊兄弟、周盛波周盛传兄弟、唐殿魁唐定奎兄弟、刘秉璋、潘鼎新、吴长庆、聂士成以及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、北洋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、民国时期著名的巢县国共三上将——冯玉祥、张治中、李克农等,都出生于此,真可谓将星璀璨。这里又是南北文化的交融之所,历代贤人高士层出不穷,上古高人许由、巢父卧牛山隐居,留下洗耳池;周灵王太子乔紫薇山修道,留下王乔洞;欧冶子入冶父山铸剑,该山因人而名;西汉文翁入蜀办学、百世流芳;东汉大科学家王蕃制浑天仪,撰《浑天图记》、《浑天象注》,为天文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,异人左慈,实际是一位大魔术家;魏晋时期庐江何氏一门学者辈出、名重一时,私家著史,成效斐然。这里诞生出《孔雀东南飞》的凄美哀婉,也有过张籍、张孝祥的悲悯与愤世。唐宋文化大繁荣时期,这里的名山胜迹曾吸引过无数文人墨客,留下了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、王安石的《游褒禅山记》、米芾的《宝晋斋法帖》、杜牧、李清照的乌江霸王祠诗咏等等。到了近代,由于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社会的急剧转型,又产生出一大批具有近代意识和近代眼光的知识分子:合肥三怪(王尚辰、徐子苓、朱景昭)及其诗文、蒯德模、蒯德标、蒯光典兄弟父子及其《蒯氏四种》、吴保初、刘体仁、吴旸谷、倪映典、朱蕴山……。这里所列,均只是荦荦大者,但已经琳琅满目,熠熠生辉。
再从地名文化来看,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的环巢湖流域,由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历代文人雅士的歌吟流连,在地方史志中留存了大量的湖山胜景。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有清代嘉庆《庐州府志》中的“庐阳八景”:蜀山雪霁、淮浦春融、镇淮角韵、梵刹钟声、藏舟草色、教弩松荫、巢湖夜月、四顶朝霞;康熙《巢县志》中的“巢湖十景”:大秀晴云、焦湖秋月、金庭曲水、王乔仙洞、半汤温泉、浮丘钓台、洗耳芳池、牛山晚眺、云阁览胜、芙蓉翠霭;光绪《庐江县志》中的“庐江八景”:冶父晴岚、金牛晚眺、青帘渔火、水濂雨声、绣溪春涨、黄陂夏莲、凤台秋月、白石冬雪;等等。均配有雕版的美景形胜图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这些景点,有存有废。
作为一个有心人,王建博士在本书“导言”中,开宗明义即提出:
“合肥居八皖之中,临肥河之交处,据华东之腹地,列江淮之首郡。其历史悠久,风云跌宕,荣枯盛衰,吟咏甚多。此次诗词整理博采广收,远及三代,中搜唐宋,近录明清,多为名人、贤人、雅人、君子之著。分六大系列,即地脉灵根、名家行吟、人文遗迹、云山秀姿、智水烟波、祠塔庙观等予以展现,每系列之下又有若干专题构成。”
他所以要编撰这部《古诗词中的合肥》,就是以各类与合肥相关的古诗词、注释及附录来宣传合肥,介绍合作,理解合肥,可为文史工作者参考,热爱传统文化者赏析。其志可嘉,其行可许。
从书中六大系列的内容来看,地脉灵根,下分两大子栏目:合肥、庐州,即是按地缘演化收录,由小及大,由中心及外延。名家行吟,则收录了宋玉、庾信、宋之问、李白、杜荀鹤、包拯、王安石、苏轼、周邦彦、陆游、姜夔、萨都剌、刘基(刘伯温)、王守仁(王阳明)、蔡悉、龚鼎孳、顾媚、李天馥、李孚青、袁枚、黄景仁、左辅、李鸿章、刘铭传等24位,他们都是历史上的大政治家、大文学家和诗人,有的籍贯合肥(庐州),从家乡走出去建功立业,如合肥三公包拯、蔡悉、李鸿章;有的久负盛名,或来此为官造福一方,如左辅、周邦彦,或江湖漂泊感念合肥容留,如姜夔、顾媚;更多的是路过行吟,为大好山水留下千古绝唱。
这在后面四大系列——人文遗迹、云山秀姿、智水烟波、祠塔庙观中,体现的更为充沛。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,在这四大系列里题咏的诗人,无论是本籍还是客籍,有的也许没有显赫的官位和名声,但他们也都是当时的一方俊彦,怀着对庐州(合肥)山水的无限眷念和满腔热爱,留下自己的心语和酬唱,让这块热土上的地名和景点,活灵活现地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活体记忆;而这些诗词歌咏数量之多,令人惊叹。据本书作者记叙,经他所选录各种体裁之古诗词,如古诗、古风、古绝、古歌、古谣以及近体各类律绝等,共计有人次篇,搜集之广、数量之多,为现今之最。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。一书在手,可以遍览上起三代下及明清所有与合肥古地名有关的诗词,了解它们的过往和典故,既增长见闻,又获得赏心悦目美的享受。
有诗的地方,就有美景和向往;有诗的地方,就有情,就有爱,就有家;人,需要诗意的栖居。通过这些历朝历代、岁月积累而留存下来对于合肥古地名的咏赞,我们可以更加有理由认为:古城合肥,是一座充满着诗情画意和浓郁人文情怀的历史文化名城。
本书的第二大特色是它的附录部分,作者通过收录与每一个系列专题有关的史料和文献,以补充介绍该专题有关的背景。这些附录的内容和题材,搜集范围亦很广泛。如“地脉灵根”第一栏目合肥,附录五篇:一、合肥(建置沿革);二、朱弦《(合肥)八景说》;三、李天馥:《重修合肥县儒学记》;四、宋濂:《跋合肥令吕君新刻〈孝经集注〉后》;五、刘昆:《重修合肥县学碑记》;它们或载于《合肥县志》,或本身就以石刻碑铭留存于世。
除第一篇外,其余四篇作者均与合肥大有渊源,朱弦为庐州府学正,虽不是合肥人,但他对于合肥的山川草木极有感情,在认真仔细研究探访之后,写出这篇著名的《八景说》,文采斐然,为合肥的地方文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。宋濂是明朝开国文臣之首,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,以精研《孝经》著名,辅佐朱元璋,主张以孝治天下。他这篇《跋合肥令吕君新刻〈孝经集注〉后》,就是为老友吕燧出任合肥县令,刊刻《孝经集注》于庐州学宫而作的。期许老友大乱初定,以儒风教化百姓。清初合肥同样经历了战乱兵燹,康熙十九年,新任合肥知县范时著来到合肥,赈济灾民,招抚流亡,两年后“政成民安,乃大修儒学”,开始修复学宫,康熙朝合肥籍大学士李天馥回乡,目睹此事,极为高兴,写下了《重修合肥县儒学记》,“记鸠工庀材之事、述规制、存故实以贻来者”。
庐州居民历来倡导诗书传家,合肥城里私塾馆舍就有几十家。但能够进入官办的县学学习,仍是许多家长梦寐以求的。然而合肥县学到了清朝初年已经不复存在,仅存一些遗迹。乾隆45年(年),合肥县令刘昆打算重修县学,不料原先的县学基址已经盖上了民居,并已经百年有余。按理这里是官府的土地,可以令其拆除。但这位亲民的县令,考虑到居民“一经拆毁,难以容身”,便让在原先县学位置上盖房的黄盛远、刘维新、刘迈群三户人家,分别捐出数额不等的银两,他和衙署各僚佐,也各自捐出养廉银,共集资两,在原位置的前面重新修建了一所县学,并立碑纪念,刘昆亲自动笔,撰写了这篇碑记。
这一栏目,仅仅通过五篇附录,我们即可对合肥历史上的官绅百姓重教兴学的文脉传承,有了清晰的认识。接下来,在“庐州”一览附录三篇:一、庐州(建置沿革);二、姚鼐:《庐州府志序》;三、乔宇:《庐州府修城记》。第一篇体例如前,与后两篇连读,可以让读者对庐州府的建置概况有一个基本了解。尤其是姚鼐在《庐州府志序》里率先提出,合肥最适宜做安徽省会:“庐州居江、淮之间,湖山环汇,最为雄郡。余尝谓国家因明季旧制,临江建安徽省治,官府建牙,官舍吏廨,成立百余年,不可猝移耳。若以地势宽平,原显雄厚,控扼南北之要言之,安徽大府建牙(衙),未有宜于合肥者也。”这里,我们不禁要对这位“桐城派三祖”集大成者的独到眼光由衷地钦佩。
其它系列的附录文献,作者也是有针对性地加以收集。如“名家行吟”,“李白”条目下附录后晋刘晌、北宋欧阳修分别写的两篇《李白传》,角度不同,见仁见智。对于合肥历史上赫赫有名的“包青天”包拯,则重点附录了潘恕《重修包公书院及》、周必达《跋包孝肃公帖后》、张瀚《包孝肃公奠文》、林至《包公孝肃墓记》四篇,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位千古名臣的方方面面。再如对于各大景点的文献附录,也是尽量围绕重点加以烘托,如教弩台,附《教弩松荫》;稻香楼,附许自俊《稻香楼诗集序》;镇淮楼,附杨廉《重建镇淮楼记》等等。这样就大为丰富和充实了各个古地名古景点的背景知识。
本书的第三大特色,是对于书中每一位诗词作者的身份和来历,尽最大可能做了考订和介绍。书中所列的二百多位作者,生活在各个朝代、来自各个地方、具有各种不同的身份,由于年代的久远,有很多名不见经传。王建博士在这方面孜孜不倦,搜集梳理,着实下了不少功夫。尽管还有一些疏漏和存疑,有的作者确实无考,但这已经是得来不易的成果了。同时,他还对书中载录的古诗文本身,尽量做了一些注释,这也是值得称道的。
综上所述,这本《古诗词中的合肥》,让我们在古诗词的视野中,打开了认识合肥、了解合肥的又一扇窗口,让我们对大合肥看不尽的好山好水、讲不完的地名典故、及其所蕴含的深厚绵长的合肥历史文化,有了更为深刻和真切的体认;从而引发我们愈加喜欢、热爱这座城市,并愿意为她美好的明天,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。是为序。
年9月10日
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历史学博士、研究员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chaohuzx.com/chsjt/10477.html